【國學經典導讀】
《漢書》
《漢書》是繼《史記》之后的我國第二部紀傳體史學名著，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順序的第二部，詳細記述了西漢到王莽新朝二百三十年間的史事，是研究這一時期歷史的最主要文獻依據。全書體裁規整，編纂縝密，開創了古代紀傳體斷代成書的先河，對我國古代封建史學的發展，產生過十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成為此后中國封建社會“正史”的典范。史學與文學的渾然一體，也是《漢書》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所以，舊史家長期將之奉為“命代奇作’、“后世不祧之宗焉”。
《漢書》（又名《前漢書》）一百二十卷，（東漢）班固撰。
班固(32—92)，字盂堅，右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市東)人。班氏在當時是著名的史學世家。父班彪，博學多識，采前史遺事，踵繼《史記》，曾作《史記后傳》六十五篇。弟班超，是出使西域50多個國家的歷史名人。妹班昭，是中國第一個留有著述的女史學家。班固“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后漢書·班固傳》)
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班固因感《史記后傳》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開始在家整理其父所編的遺稿，但被人以“私改作國史”的罪名告發下獄。幸得其弟班超上書明帝，說明“所著述意’。明帝也親自審查了班固的書稿，方得免罪，被任為蘭臺令史，遷秘書郎。自此以后，他“數入讀書禁中”， (《后漢書·班固傳》) 閱遍了當時漢宮廷內石室、蘭臺、東觀及仁壽閣的豐富藏書，并開始正式奉詔撰續編《漢書》。
漢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任中護軍，隨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大破匈奴后，作《燕然山銘》以紀功。永元四年（92），班固因竇憲案牽連被捕，死于洛陽獄中。《漢書》的編纂工作，前后約歷三十年，才大體完稿，唯八表和《天文志》未竟。漢和帝乃令班昭“奉詔校敘”，補訂八表，又命馬續補作《天文志》。
《漢書》是繼《史記》之后我國第二部紀傳體史學名著，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順序的第二部。其編纂方法承襲于《史記》而有較大變化。《史記》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漢書》改“本紀”為“帝紀”、且廢“世家”，保留“表”與“列傳”，變“書”為“志”。全書共分：“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原為一百卷，凡80余萬字。后人因該書有些卷篇章字數過長，遂析長卷子卷，或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又成一百二十卷。上起漢高祖元年(前206)，下至王莽地皇四年(23)，記載了西漢二百二十九年的歷史。
“十二帝紀”有：《高祖紀}、《惠帝紀》、《高后紀》、《文帝紀》、《景帝紀》、《武帝紀》、《昭帝紀}、《宣帝紀》《元帝紀》、《成帝紀》、《哀帝紀》、《平帝紀》。
“八表” 有：《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澤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
“十志”有：《律歷志》、《禮樂志》、《刑法志》、《食貨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溝洫志》、《藝文志》。
“七十列傳”有：《陳勝項籍列傳》至《揚雄列傳》等57篇、《儒林列列傳》1篇、《酷吏列傳》1篇、《循吏列傳》2篇、《貨殖列傳》1篇、《游俠列傳》1篇、《佞幸列傳》1篇、《外戚列傳》1篇、《元后列傳》1篇、《匈奴列傳》1篇、《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1篇、《西域列傳》1篇、《王莽傳》1篇、《敘傳》1篇。
《史記》是貫通古今的通史，《漢書》的最重要貢獻則在于易通史為斷代。班固此舉的旨意，用他自己的話說：
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后揚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后，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漢書·敘傳》)
唐劉知幾《史通·六家》評曰：“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賅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因此，《漢書》以西漢一代的歷史為限斷的編纂方法，開創了中國古代紀傳體斷代成書的先河，使之成為我國史學史上第一部的斷代史，得到了此后歷代封建史家仿效。究其原因，誠如范文瀾先生所說：“中國自漢以下，政尚專制，忌諱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速罪戾。班氏史體，最合著述家之心理，蓋記前朝之事，危疑較少。譏淡政事，咸否人物，均視在當代為自由，《漢書》家獨盛于后世，即此故也。”《正史考略》)雖然如此，在《漢書》的某些篇章里，也保持了《史記》“通古今之變”的傳統，如《百官公卿表》和“十志”等，皆以載西漢典章制度為主，而兼及遠古。
《漢書》所載可以漢武帝時期為界分兩個階段，武帝太初以前因《史記》已有完整記載，故“紀”、“傳”、“表”，多采用《史記》原文，文字略加剪裁；武帝太初以后及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歷史，均為班固采摭諸書，親手編纂。舊史家曾因此譏刺《漢書》剽竊抄襲《史記》。如：宋人鄭樵說：“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通志總序》)清人趙翼也說：“《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原文，惟移換之法，別見剪裁。”({廿二史札記》卷一) 其實，事實并非如此，這恰好反映了班固的求實精神，或可看作《漢書》的一大優點。《漢書》不僅記事真實，而且詳細具體。清代以來，史家曾對《漢書》與《史記》之所記，作了十分仔細的比勘。認為《漢書》在武帝太初以前部分，較之《史記》，也增改了許多具體內容。如：“帝紀”中收入許多重要詔令；“列傳”中多記人物的對策、陳言、奏疏，補錄了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募民徙塞下疏》與《賢良策》，鄒陽的《諷諫吳王濞邪謀書》，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等重要歷史文獻，且另立了《吳芮》、《蒯通》、《張騫》、《李陵》等列傳；同時也增補了一些《史記》所未載的重要史實，如《楚元王傳》增補了“嘗與穆生、申生受《詩》于浮邱伯”事；《蕭何傳》增補了：“項羽負約，封沛公于巴蜀為漢王”事；《淮南王劉安傳》，增補了：“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等等。武帝太初以后部分，采用保留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檔案資料，在綜合了眾家記述的基礎上，紀事尤為詳贍。如《霍光傳》載昌邑王和宣帝之廢立，細致入微，引人入勝；《王莽傳》敘新朝之興亡，曲折翔實，淋漓盡致；且對國內少數民族和中亞、西南亞古代民族史的記敘，也遠比《史記》詳細豐富。同時，在《司馬遷傳》中收錄彌足珍貴的司馬遷《報任安書》這一極為重要、至今傳誦不已的歷史文獻。
《漢書》的另一大史學成就在于，改《史記》的“書”為《漢書》的“志”。《史記》的“紀”、“傳”、“書”之間有時界限并不明顯，《漢書》則嚴其體制，事皆載于“傳”，而撮其要書于“紀”，“志”則一律記典章制度。舉凡西漢和王莽新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天文、歷法、刑法、典籍以及行政區劃、水利設施等典章制度，在《漢書》“十志”中，都有較為全面而翔實的記載。同時還追敘西漢以前的情況，溯源流變。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漢書》增加了“刑法、食貨、五行、地理、藝文”等“志”。特別是其中的《食貨志》，雖由《史記·平準書》演變而來，但其載記了從戰國以來到王莽末年的經濟發展及其制度。該志分為“食”與“貨” 兩個部分，“食”的部分記農業生產和農業政策，“貨”的部分則記貨幣、商業和財經政策，為此后的封建“正史”開創了記述社會經濟發展史的新門類，為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的重要史料。《刑法志》在揭示了西漢刑法制度的基礎上，也對先秦刑法的產生及其歷史演變作出了重要的梳理。《地理志》記載了當時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戶口數字、各地物產、民情風俗等，后來的封建“正史”亦多沿用這種辦法，立有州郡志、地形志、郡縣志、職方考、地理志等，對研究歷代地理疆域沿革和地名變更，頗資參鑒。而《藝文志》則是在劉向、劉歆父子《別錄》與《七略》的基礎上編纂而成，它著錄了西漢宮廷藏書的名稱、卷數、作者等情況，并概述其學術的派別源流，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群書目錄。同時，也開創了后代史志目錄的先河，以及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功用。
史學與文學的渾然一體，也是《漢書》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其文結構嚴謹，言簡意賅，不失為一部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班固偏喜駢偶或古字詞，除了給讀者造成一些閱讀的困難之外，也有開魏晉六朝駢偶文的先聲。所以，《漢書》在我國文學史上亦占有很高的地位。
由于歷代史家修史觀點的不一，所以，對《漢書》的評價亦褒貶各一。晉人傅玄說“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全晉文》卷五十）唐人劉知幾的《史通·六家》云：“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清錢大昕曰：“《漢書》刊《史記》之文，以求整齊，后代史家之例皆由此出。《史記》一家之書，《漢書》一代之史。”（《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漢書》）清章學誠更稱：“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后世不祧之宗焉。”(《文史通義·書教下》)然而，南朝宋范曄曾批評：“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于圣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后漢書》卷四十《班彪傳》）宋鄭樵主張作通史，反對寫斷代史，更在其《通志·總序》中駁斥說：“自春秋之后，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盡管如此，鄭樵也不得不承認“后之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可見《漢書》在我國史學史上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當然，《漢書》除了上述的成就之外，亦有不可避免的不足。例如：班固畢竟是奉詔修史，其歷史觀與司馬遷相比，當然更為封建正統與保守,如對陳勝、吳廣的貶低，神化劉氏皇室的譜系等等。雖然陰陽五行說在西漢后期風靡一時，但所創《五行志》，把春秋以來迷信荒謬的事連篇累牘泛載，其字數之多竟居“十志”之首。也開了后世史書專列五行符瑞等志的陋習。其《古今人表》，但有古人，則無今人，自唐劉知幾開始，就多有非議。
歷史上《漢書》的注本特別多。早在東漢末年，服虔、應劭就曾為《漢書》作注。有記載的唐以前注本就多達23家。流傳目前最通行的注本當屬唐顏師古的注本與清王先謙的《漢書補注》本，頗便參考。今人楊樹達著《漢書窺管》，對王氏補注，有所補正。
現存《漢書》的版本，當以北宋景佑本為最早。清乾隆年間官刻的武英殿本、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等比較通行。目前頗便讀者閱讀的主要有中華書局的校點本（《二十四史》校點本之一），顧廷龍、王煦華選注的《漢書選》（中華書局1956年版）、陳直、冉昭德主編的《漢書選》（中華書局1985年版）、龔書鐸主編《白話精編二十四史·漢書》（巴蜀書社 2012年1月版）等，均可供選讀者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