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經典導讀】
《西廂記》導讀
李連生
《西廂記》是文學史和戲曲史上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典范作品之一。《西廂記》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理想，對封建禮教和婚姻制度進行大膽挑戰，并塑造了張生、鶯鶯和紅娘三個真實深刻、且充滿個性、斗爭性和喜劇性的人物。此劇突破元雜劇一本四折、一人主唱的傳統結構，劇情跌宕起伏，語言既華美秀麗又通俗自然，對后世影響深遠，被譽為“天下奪魁”的“化工”之作。
《西廂記》，元雜劇，五本二十一折，元王實甫著。
王實甫，生平不詳，名德信，字實甫；一說名信，字實父，大都（今北京）人。大約與關漢卿同時期。早年為與歌妓關系密切的書會才人，晚年為幽居園林的隱士。
《西廂記》的題材，最早來源于唐代元稹的傳奇小說《鶯鶯傳》（一名《會真記》）。《鶯鶯傳》寫張生與崔鶯鶯戀愛，但張生終于變心，認為鶯鶯是天下之“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自己“德不足以勝妖孽”，遂將她遺棄。當時人們還稱贊張生“始亂終棄”的行為是“善于補過”。小說顯然是站在張生的立場，美化張生，為他的薄幸行為辯護，誠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說：“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
這篇小說不過數千字，卻情節曲折，敘述婉轉，文辭華艷，是唐代傳奇的代表作之一。它寫出了封建時代少女對愛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愛情理想被社會無情摧殘的人生悲劇，宣傳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廣泛流傳，產生了不少歌詠其事的詩詞。如宋代秦觀、毛滂的《調笑轉踏》和趙令畤的《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鼓子詞。這些詩詞，對鶯鶯的命運給予了同情，對張生始亂終棄的薄情行為進行了批評，但故事情節并沒有新的發展。其他如小說有南宋《綠窗新話·張公子遇崔鶯鶯》，元初羅燁《醉翁談錄·鶯鶯傳》；戲劇作品如南宋周密《武林舊事》“官本雜劇”名目中有《鶯鶯六么》、明初陶宗儀《南村輟耕錄》金院本名目中有《紅娘子》和《梅香》，但均無劇本流傳。
當《鶯鶯傳》故事流傳了400年左右的時候，金代金章宗時人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問世了，是今存諸宮調中惟一的完整作品，簡稱《董西廂》。《董西廂》是在《鶯鶯傳》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一種以第三人稱敘事的說唱文學。他將只有三千字的《鶯鶯傳》發展到五萬字篇幅，增加了許多生動的細節，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遠遠超過前人。它對《鶯鶯傳》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沖突的性質衍變成了爭取戀愛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長之間的斗爭；張生成了多情才子，鶯鶯富有反抗性，使舊故事開了新生面。為王實甫《西廂記》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王實甫的《西廂記》吸收了《蝶戀花鼓子詞》同情鶯鶯悲劇命運的觀點，借鑒了《董西廂》改負心人張生為癡情種的寫法，將崔、張故事由一個始亂終棄的悲劇改為青年男女的自主婚姻戰勝封建禮教的喜劇，從主題思想到人物性格都有重大突破，成為一部愛情戲的杰作。
故事講前朝崔相國病亡，夫人鄭氏攜女崔鶯鶯，送丈夫靈柩返鄉安葬，途中暫住河中府普救寺。崔鶯鶯年方十九歲，父親在世時，已將她許給鄭尚書之長子鄭恒。張珙本是禮部尚書之子，父母雙亡，家境貧寒。他赴京城趕考，途中在普救寺游玩，巧遇到殿外玩耍的小姐，一見之下，驚為天人：“正撞著五百年前風流業冤。”“剛剛的打個照面，風魔了張解元。”鶯鶯此時也留情張生，回顧覷盼，惹得張生“空著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為能再見鶯鶯，也不去京師應舉，轉求方丈借宿，住進西廂房和鶯鶯成為鄰居。得知鶯鶯每夜都到花園內燒香，于是墻角吟詩一首，鶯鶯也隨即和詩一首，二人更增愛慕。
叛將孫飛虎聽說崔鶯鶯有“傾國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顏”。便率領五千人馬，將普救寺圍困，限老夫人三日之內交出鶯鶯做他的“壓寨夫人”。危急之中夫人聲言：“但有退得賊兵的，將小姐與他為妻。”張生毛遂自薦，先用緩兵之計，穩住孫飛虎，然后寫信給好友杜確，派兵前來，打退孫飛虎，救了小姐。然而老夫人在酬謝席上卻以鶯鶯已許配鄭恒為由，讓崔、張結拜為兄妹，拒絕了婚事。張生痛苦異常，害了相思病，趁紅娘探病之機，托她捎信給鶯鶯，鶯鶯回信約張生月下相會。當晚張生急欲與小姐相見，便跳墻而入，鶯鶯反痛斥張生舉止不端，致使張生病情愈發嚴重。后經紅娘撮合，鶯鶯借探病為名，到張生房中與他幽會。
老夫人對鶯鶯產生懷疑，逼問拷打紅娘，紅娘反駁，據理力爭，指出老夫人言而無信、背義忘恩之過，老夫人無奈，告訴張生欲娶鶯鶯，必須考取功名方可。張生考得狀元，寫信向鶯鶯報喜。這時鄭恒來到普救寺，謊說張生已被衛尚書招為女婿。于是老夫人再次將小姐許給鄭恒，并決定擇吉日完婚。恰巧成親之日，張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歸來，征西大元帥杜確也來祝賀。真相大白，鄭恒羞愧難言，含恨自盡，張生與鶯鶯終成眷屬。
《西廂記》結尾云：“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是該劇的點睛之筆，振聾發聵，驚世駭俗。關漢卿在《拜月亭》中提出：“愿天下心廝愛的夫婦永無分離”，白樸在《墻頭馬上》中提出：“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王實甫對“情”的關注，比關漢卿、白樸更進一步。因為關、白的良好祝愿，還是針對已婚的夫婦而言，而王實甫所祝的“有情人”，則包括那些未經家長認可自主戀愛、私訂婚姻的青年。他希望所有戀人能夠如愿以償，等于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內，這是對封建禮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膽挑戰。他寫的崔、張故事，貫徹著這一題旨，從而使由《會真記》以來流傳了幾百年的題材，呈現出全新的面貌。
王實甫筆下的張生，不再是始亂終棄的無行文人，而是一個執著專一的“志誠種”：忠于愛情，癡于愛情。與鶯鶯一見鐘情，便放棄科舉考試，求借廂房，附齋追薦先考，均是為了尋求接近鶯鶯的機會。又為了鶯鶯修書退賊，表現出追求愛情的勇氣和解決危難的機智；為鶯鶯而廢寢忘餐，相思罹病，絕望之際甚至想懸梁自盡；最后亦為鶯鶯而赴京應試，金榜題名后不負初心、趕回來迎娶心上人，這些無一不是愛情的力量。同時他也有天真忠厚，不諳世故的書生氣。如初見紅娘便迫不及待自報家門說：“年方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并不曾娶妻。”被紅娘搶白：“誰問你來？！”紅娘并譏其為“文魔秀士，風欠酸丁”的“傻角”。聽老夫人允諾退兵者即可娶小姐，便云：“即是恁的，休唬了我渾家，請入臥房里去，俺自有退兵之策。”這些均令人捧腹，增添了作品濃厚的喜劇色彩。
鶯鶯，美麗而多情，對待愛情執著，為追求理想愛情，不惜離經叛道。相國小姐的身份，使鶯鶯不得不做出“好人家風范”，然而深閨寂寞，雖不滿父母包辦的婚姻，亦無可奈何，“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與張生邂逅，一見傾心，“從見了那人，兜的便親。”她外冷內熱，月下隔墻吟詩，大膽吐露心聲，但畢竟受禮教約束，感情豐富而外表貞靜，故常表現出與內心不符的“假意兒”。之所以“賴簡”反悔，“忌的是‘知母’未寢，怕的是‘紅娘’撒沁。”既擔心母親知道，亦怕紅娘不作美，在沒有完全弄清楚紅娘的態度之前，雖利用紅娘傳書遞簡，卻不敢吐露心聲。同時也擔心張生“他日見棄，使妾有白頭之嘆。”鶯鶯內心世界的彷徨、矛盾與騷動不安，通過作者細膩的筆觸生動感人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在有關崔張的故事中，紅娘的形象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會真記》里的紅娘，地位無足輕重。《董西廂》里的紅娘，則成了崔張結合不可缺少的助力。王實甫在《董西廂》的基礎上，又賦予紅娘新的面貌，成為全劇的“戲膽”。五本二十一折戲中由紅娘主唱的戲占了七折，如今紅娘的名字在民間已成為樂于助人、成人之美的象征，便緣于王實甫的塑造。劇中的紅娘機智潑辣，富有正義感，之所以充當崔張的“撮合山”，是不滿老夫人的背信棄義，同情崔、張為愛情而苦惱，成人之美。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對愛情追求的認同。她不僅是見義勇為，而且是緣情反禮。王實甫寫她從一開始不動聲息地協助崔張，以至后來為他們兩肋插刀，具有積極主動地幫助“有情人”的俠氣。湯顯祖說王實甫筆下的紅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識，二十分膽。有此軍師，何攻不破，何戰不克”（《湯海若先生批評西廂記》）。他以運籌幃幄的“軍師”比喻紅娘，這無疑是看到了她在崔張愛情糾葛中所起的推動作用，從而給予高度的評價。
元人雜劇一般以四折來表現一個完整的故事，而王實甫的《西廂記》則突破一本四折的慣例，達五本二十一折，竟像是由幾個雜劇連接起來演出的一個故事的連臺本戲。在每一本第四折的末尾，既有“題目正名”，標志著故事情節到了一個轉折性的段落；又有很特別的【絡絲娘煞尾】一曲，起著上聯下啟溝通前后兩本的作用。有些折段，《西廂記》還突破了元雜劇一人主唱的通例，從塑造人物出發，采取多人演唱的形式，如第一本：第一折至第三折由張生唱；楔子由老夫人、鶯鶯唱；第四折由張生、鶯鶯、紅娘合唱。第四本：第一、四折由張生唱；楔子、第二折由紅娘唱；第三折由鶯鶯唱。
《西廂記》以鶯鶯、張生之間的愛情為主線，各本之間環環相扣。關目精巧，情節曲折多變，制造了成功的戲劇沖突。劇情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因以人物性格作依據，所以沒有刻意的斧鑿痕跡。
王實甫為元雜劇文采派的代表作家，明朱權《太和正音譜》稱贊：“如花間美人。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明徐復祚《曲論》評曰：“字字當行，言言本色，可謂南北之冠。”語言文雅綺麗，善于化用前人詩詞句，情景交融，意境優美。如“長亭送別”折【端正好】曲云：“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同時語言雅中有俗，自然流暢，善于吸收民間口語。人物語言個性化，擅用不同的語言表現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如接下來【滾繡球】曲云：“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氏玉驄難系，恨不情疏林掛住斜暉。馬兒迍迍的行，車兒快快的隨，卻告了相思回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道一聲去也，松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明后七子王世貞說“北曲故當以《西廂記》壓卷”；李贄則譽它為“化工”之作：“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焚書?雜說》），許之為藝術的最高境界；清代戲曲家李漁說：“自有《西廂》而迄于今，四百余載，推《西廂》為填詞第一者，不知幾千萬人”（《閑情偶寄》）。
《西廂記》的出現，深深地吸引了許多作者，改編增續之作多達三十余種，如陸采的《南西廂》、周公魯的《錦西廂》、查繼佐的《續西廂》、研雪子《翻西廂》、卓人月《新西廂》、周壎《拯西廂》等，藝術價值大多不高。因襲模仿之作則更多了，白樸《東墻記》、鄭光祖《梅香》，文辭和情節，簡直像《西廂記》的翻版；《倩女離魂》寫折柳亭送別，也因襲《西廂記》長亭送別的場景。有些作家則善于從《西廂記》中汲取營養，像湯顯祖的《牡丹亭》，孟稱舜的《嬌紅記》，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在繼承《西廂記》反抗封建禮教的思想基礎上，發展創造，從而取得了新的成就。
《西廂記》問世以后家喻戶曉，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無不熟稔，明清文人還把《西廂記》與《國風》、《離騷》、《莊子》、《史記》、唐詩、四書五經相提并論，民間甚至視其與儒家經典《春秋》同樣的地位，稱之為《崔氏春秋》。明人李開先《詞謔》還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一貢士過關,把關指揮止之曰:“據汝舉止，不似讀書人。”因問“治何經”,答以“《春秋》”;復問“《春秋》首句”,答以“春王正月。”指揮罵曰:“春秋首句乃‘游藝中原’，尚然不知，果是作偽要冒渡津關者。”責十下而遣之。貢士泣訴于巡撫臺下，追攝指揮數之曰:“奈何輕辱貢士”，令軍牢拖泛責打。指揮不肯輸伏，團轉求免。巡撫笑曰:“腳跟無線如篷轉。”又仰首聲冤。巡撫又笑曰:“望眼連天。”知不可免，請問責數，曰:‘先受了雪窗螢火二十年’，須痛責二十。”責已，指揮出而謝天謝地曰:“幸哉! 幸哉! 若是‘云路鵬程九萬里’，性命合休矣!”
“春王正月”是孔子修《春秋》的首句，而“游藝中原”以下數句是《西廂記》開篇的曲文，不諳文句的低級武官竟以之為《春秋》，至巡撫高官亦且熟知，可見《西廂記》地位之高、流傳之廣和影響之大。
金圣嘆《第六才子書》云：“有人來說《西廂記》是淫書，此人日后定墮拔舌地獄。何也？《西廂記》不同小可，乃天地妙文。”不過，封建統治者卻視這樣的“妙文”為洪水猛獸，一些道學家詛咒王實甫“嚼舌而死”。故《西廂記》在流傳過程中，曾遭受到禁毀、歧視。清朝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朝廷下令將《西廂記》、《水滸》列為“穢惡之書”，認為“愚民之惑于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江蘇巡撫丁日昌下令查禁“淫詞”，指出“《水滸》、《西廂》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若不嚴行禁毀，流毒伊于胡底”。當然，《西廂記》是禁不了的，某些封建統治者的態度，只能從反面證明它影響的巨大。
盡管王實甫《西廂記》的原本已經失傳，但明代以來坊間出現了大量《西廂記》刊本。據不完全統計，迄今所知《西廂記》明刊本有110種左右，清刊本有70種左右。現存最早的《西廂記》全本是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金臺岳家重刊本《新刊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五卷），清代刊本中則以金圣嘆批點本《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影響最大、最為風行，其批語雖妙，但也有強作解事，亂改原文之病。現代刊本中，則以王季思校注《西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最適合普通讀者閱讀。在戲曲舞臺上，《西廂記》更是演出不衰，京、昆、蒲、豫、川、滇、閩、贛等劇種，都把它改編上演，多少年來一直受到觀眾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