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寧德故事條議
林校生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年輕的時候，喜歡讀和家鄉有關的歷史人物，覺得親切。名滿天下的陸游，初仕寧德縣主簿，時間不長，其緣不淺，陸游的仕途從這里出發，走過千山萬水，老了還把這偏僻之地認作魂縈夢繞的第二故鄉。我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應不同場合的需要，曾幾次寫過陸游，近日翻檢舊書，起念欲并合前此各篇，汰重糾誤，稍作補苴，重新逐條陳述評議，是謂“條議”之意。其旨不在追求完美，但求真實而不失有趣。當否，誠望識者指教。
一、陸游赴任寧德的時間、路線及任期
陸游曾任寧德縣主簿，并見于《宋史》卷395與錢士升《南宋書》卷37二書本傳，其事自無可疑。其具體年代，則明清諸版《寧德縣志》《福寧府志》《福建通志》以及《藝林叢錄》卷9《放翁集外詩》輯者按，均標明在紹興二十八年（1158），準確說，都只是指他在寧德任職的一個完整年份（詳下）。
《劍南詩稿》收陸游由浙入閩途中所寫的三首詩：
使君千騎駐霜天，主簿孤舟冷不眠。也與史君同快意，臥聽鼓角大江邊。（《戲題江心寺僧房壁》,詩末附注：“是夕新永嘉守亦宿此寺”。）
俯仰兩青空，舟行明鏡中。蓬萊定不遠，正（止）要一帆風。（《泛瑞安江風濤貼然》）
江路輕陰未成雨，梅花欲過半沾泥。遠來不負東皇意，一絕清詩手自題。（《平陽驛舍梅花》）
從詩題與詩末附注可以看出，陸之赴任，當由家鄉紹興取道浙南溫州市的永嘉、瑞安、平陽諸縣進入閩東；從“孤舟”“霜天”“冷不眠”“梅花欲過”諸語可以看出，陸之赴任，當在冬日或初春水陸兼行。檢讀陸氏《渭南文集》中寫于前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云門壽圣院記》,僅署“吳郡陸某記”,尚未系銜。如此，陸游最可能在紹興二十七年（1157）冬季至次年正、二月間受命啟程。歐小牧《陸放翁先生年譜（補正本）》（成都：天地出版社，1998年），根據紹興二十七年夏四月，陸游的老師、臺州知州曾幾被推薦赴臨安，曾幾“至則以老病辭，加直秘閣，仍（還）知臺州”；冬十月，守秘書少監。陸游各有詩、文表示祝賀。陸詩沒有存世，但曾氏的答詩收錄在他自己的《茶山集》卷1中，題作《還守臺州次陸務觀贈行韻》。另，陸氏寫的《賀曾秘監啟》收在《渭南文集》卷6。陸游紹興二十四年（1154）至二十七年十月間皆居紹興云門寺（云門草堂），故于十一月赴任寧德。歐小牧之說可從。
于北山先生的《陸游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宋《嘉泰會稽志》卷2、清乾隆本《紹興府志》卷26關于王師心(字與道)紹興二十八年八月知紹興府的記載和《劍南詩稿》卷37《王與道尚書挽詞》有“昔遇開藩日，嘗叨下榻茶”的詩句，可以推斷陸游初仕當晚于王師心“開藩”(知紹興府),因而把他赴寧德主簿之任系于紹興二十八年冬；疾風先生《陸放翁詩詞選》在《泛瑞安江風濤貼然》詩注中，也認為陸游是紹興二十八冬才從浙東前往福建上任的。這個時間判斷失之太晚、也失之太短，未能與紹興二十八年五月寧德縣重修城隍廟、同年八月竣工并請陸游寫記的時間相合。這個推斷不能成立。又，《渭南文集》卷29《跋盤龍澗圖》稱“紹興己卯、庚辰之間，予為福州決曹”，己卯、庚辰即紹興二十九、三十年，決曹為一州主刑法之佐吏。那么，陸游在寧德任職不滿兩年（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末旬至二十九年上半年）便調官福州了。
二、陸游在寧德的政績和評價
陸游在寧德的政績在地方志中有一定的反映。乾隆本《福寧府志》卷17《秩官志·循吏·寧德》載：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人。以蔭補登仕郎，有司薦試禮部，在秦檜前列，檜嫉之。檜死，紹興二十八年授寧德縣主簿。有善政，百姓戴之。后以寶章閣待制致仕，終年八十有六。三子，皆六十以上。游才氣超逸，與范石湖(成大)、蕭東夫(德藻)、尤延之(袤)三人齊名，著有《劍南詩集（稿）》。花下吟曰：“脫巾莫嘆鬂成絲，六十年來萬首詩。”臨終詩曰：“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忠君愛國之心，垂死不忘如此。
這則記事之末又附按語：
郡守李拔曰：予讀《劍南詩集》萬余言(首)，慨然想見其為人。及守長溪，考其設施、經濟，體用兼備。南渡后文人范、陸、蕭、尤，陸其首哉！
李拔于乾隆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759—1761）任福寧知府，關心文治，好吟哦，多著述，閩東山水間常見其題詠石刻，是纂修乾隆本《福寧府志》的組織者和執筆者。他的說法對后代頗有一些影響。乾隆四十六年刻本《寧德縣志》卷3《秩官志·宦績·主簿》陸游條即基本抄撮李氏府志。后來有些文章也引李拔語以證明陸游政績是“有口皆碑”的。但李拔之“考”云云，本出于文章家行筆之巧飾與積習，未必確有實據。
明嘉靖刻本《福寧州志》(閔文振修)卷十《名宦》載：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以父蔭調縣簿。鎖廳薦送及試禮部，俱在秦檜（孫塤）前列，由是為檜所嫉。檜死，始于紹興二十八年赴寧德簿，有善政。后以寶章（謨）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于詩。
寧德南漈公園陸游像
同年刻本《寧德縣志》卷4《名宦》陸游條所載與之相同，惟“以父蔭調縣簿”作“以蔭補登仕郎”。這是現存最早的《福寧州志》和《寧德縣志》，原藏寧波天一閣，今據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影印本）摘引。試取李拔主纂的乾隆本《福寧府志》卷17《秩官志·循吏·寧德》相比照：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人。以蔭補登仕郎，有司薦試禮部，在秦檜前列，檜嫉之。檜死，紹興二十八年授寧德縣主簿，有善政，百姓戴之。后以寶章閣待制致仕，終年八十有六。三子，皆六十以上。游才氣超逸，與范石湖、蕭東夫、尤延之三人齊名。著《劍南詩集（稿）》。嘗花下吟曰：“脫巾莫嘆鬢成絲，六十年來萬首詩”。臨終詩曰：“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忠君愛國之心，垂死不忘有如此。
四種方志真正寫陸游初仕寧德之事都不過二十個字左右，李拔等人記事，全本明志，“善政”實際內容如何，“百姓戴之”具體表現如何，并未道出，所添加的只是有關陸游一般情況的說明，且“寶章閣”當為“寶謨閣”之誤，“秦檜前列”當為“秦檜（孫塤）前列”之誤，也未能校改。“考其設施經濟”云云，純屬虛文一句。按，《宋史》卷395《陸游本傳》已將“寶謨閣”誤作“寶章閣”，陸游《渭南文集》卷1有《除寶謨閣待制謝表》，卷12有《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啟》。據《宋史》卷162《職官志二》，寶謨閣設于嘉泰二年即1202年，時陸游78歲；寶章閣設于寶慶二年即1226年，時陸游已亡故16年。
陸游在寧德的具體政績的確于史有征的，僅見如下幾則。
其一，明代凌迪知《古今萬姓統譜》卷18載：
陳嗣光，字朝倚，寧德人。處己廉，事親孝，宗族鄉黨稱焉。因朝廷舉孝廉,縣以嗣光應詔。邑簿陸游為立孝廉坊以旌之。
乾隆本《寧德縣志》卷7《人物志·敦行》亦載此事：“邑簿陸游立孝廉坊以旌之,且贊曰：吾觀朝倚,孝著閭里,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陸氏在寧德扶持淳良之士,于此可見一斑。
其二,清道光重纂本《福建通志》卷186《宋儒林·寧德縣》載：
高頤,字元齡。祖確,與陸游為詩友,邑稱善士。
乾隆本《寧德縣志》卷7《人物志·名賢·理學》也有類似記載。陸游在寧德的詩友,除高確以外,還有朱孝聞。孝聞字景參,浙東處州（今麗水縣）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時任寧德縣尉,常與陸游詩酒相樂。
其三,陸游曾登霍童山,游支提禪寺。清人崔嵸《支提寺志》卷6《逸事》“越王紫袍”條載：
陸務觀筆記云：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錢俶紫袍一領,寺僧升椅子上舉其領,而袍猶拂地；兩肩有汗跡。
據《寧德縣志·建置志·寺觀》所載，霍童舊有支提禪寺和小支提禪寺,前者為北宋開寶四年（971）錢俶建,后者為唐咸通九年（868）建。此稱大支提山,或是為了與“小支提寺”相區別。陸游曾到寺訪僧留宿，此事值得一議，詳見下文。
其四,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載：
予為福州寧德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荊棘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即令從者刈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六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欄楯護之云。[1]
《老學庵筆記》書影
南宋福建路下設五州一府二軍,寧德縣轄屬于福州,所謂入郡,此指為公務由寧德赴福州。這是當時閩東的官員、舉子、茶商及部分百姓來往福州、福寧之間多選擇陸路官道的一條顯證，也見出陸游保護地方文物的素養。于北山系其為陸游赴任時路經羅源所為，不必是也。
用今天的眼光看,此數條皆非意義重大之舉。但陸游在寧德的仕宦活動，應當都在當時一個“循吏”職務規限的范圍內，所以，乾隆本《福寧府志·秩官志》將他列入“寧德循吏”；又載嘉靖年間當地將他入祀“名宦祠”（《寧德縣志·建置志》）。至于其日常事務，朱熹《建陽縣主簿廳記》的一段話，可以給我們一些中肯的啟示：
縣之屬有主簿,掌縣之簿書。凡民租之版,出納之會,符檄之要,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遲與財之亡失,以贊令治。
朱熹與陸游時代相同,建陽與寧德地境相近,陸氏在寧德任上所作,大體與朱氏所說相類。又，南宋何恪（紹興三十年進士）《祭灶齋記》云：“簿之秩，下丞、令而列尉上，其權則遠出尉下。自簿書程督勾核外，于縣事，一不得以可否。且檄傳于部、郡刺史，仆仆道涂無寧日。故所至，令、丞、尉治多葺；而簿或寓于老、佛氏之屋。”元人吳師道《敬鄉錄》甚至說“矧簿職簿書外無可書。故今吏部選，必以初解褐人者，未欲驟責之以吏道所難，姑薄假之祿，使習于為吏爾。”[2]這些記載都可與朱熹的說法相印證。
舊文人修史撰志，雖標榜征實，而具體行文每追求筆頭爽利，筆脈貫通，筆勢雄豪，有時難免以辭害意，特別是記述對象為享盛名居高位的袞袞諸公，對其早年行狀，更喜作錦上添花之美譽。后來讀史志者，不得不常常鑒察纂修者善夸飾，喜造作，逞意為文之處。關于陸游初仕寧德的這段案語，正是我們今日修志工作者下筆也須時刻警戒防范的一則生動事例。
三、陸游筆下寧德信俗的泛宗教傾向
陸游在寧德筆墨所著,傳世者寥寥，但都或多或少反映了當時寧德自然、人文面貌的一些特點，其中，陸氏于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一日作有《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收在《渭南文集》卷17，頗能表現當時這一地區基層民眾信俗的一個重要特點。全文如下：
禮不必皆出于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為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灶、祭中溜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奸,通節內外,其有功于人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
寧德為邑,帶山負海。雙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險立壁,負者股栗,乘者心憚。飛鸞、關（《寧德縣志》引文作“官”）井之水,濤浪洶涌,蛟鱗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氛霧之毒,黿、鰲、蛇、蠶守宮之毒。郵亭逆旅,往往大署墻壁,以道出寧德為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詵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攄（《寧德縣志》引文作“澤”）復增筑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屬某為記。
某曰：“幽顯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名之祭者,必思其嗜好。夫神之所以為神惟正直,所好亦為正直。君倘無愧于此,則采澗溪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豐豆碩俎,是諂以求福也,得無神之意異耶？”既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陸某記。
這篇帶有濃厚的萬物有靈論色彩的應景之作，對于反映當地之風土人情，卻具有相當高的文獻價值。陸文生動地記述了古代寧德險要的地理形勢和落后的交通面貌,記述了古代邑民重祭濫祀的習俗信仰。這種基源于特定自然環境的傳統民族心理特征,影響十分久遠。至今閩地巫風（今曰民間信仰）仍要比其他地區盛行得多,媽祖廟、臨水宮、林公宮等各種宮觀,隨處可見。寧德民間稱人之住地為“街”、為“村”,稱“神”之住地為“境”。市區城郊,各“境”鱗次櫛比,“迎神”之風,屢禁難止。欲推察其原,陸游的記文算是從一個側面道出個中委曲。
記文中所謂“蛟鱗出沒”，或即鯨魚、海豚一類海上哺乳動物，并不能興風作浪，一般也不傷人，舊時的文士墨客不明就里，以為兇險，這其實倒是良好海洋生態的表征。筆者兒時尚常有所聞，偶有所見，那個年代的近海污染、環境破壞還遠未達到今天這樣的規模和地步。
寧德民間巫俗，其祈禳報賽諸項活動，一般不影響老百姓生活的氣氛，有時甚至可以作為一種和平安定的裝飾。但明教是個例外，往往帶有若干“魔教”色彩。陸游的《老學庵筆記》卷10載：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后。燒必乳香，食必紅蕈，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眾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奈何與之游？”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為魔，男女不親授者為明教；明教，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漫無可取，真俚俗習妖妄之所為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陸游在紹興二十七年末到二十九年上半年任寧德縣主簿，再到福州任決曹，掌一州刑法事務，對閩東明教信仰流行的情況很了解也很擔心，所上《應詔條對狀》稱明教之害甚于盜賊之興，應嚴加取締。[3]可見南宋時期包括寧德在內的東南沿海地區明教徒的活動很盛。近年在霞浦縣發現林瞪墓、樂山堂等明教遺址及記錄明教史跡的碑刻多通、族譜多冊，亦可借斑窺豹。[4]把陸氏幾篇文字聯系起來看，對古代寧德的特定山川形勢下的以為兇險信俗泛宗教傾向，會有更加深切的體會。
當然，宋代一般的民眾、官員（包括一般的文士）中廣泛流行的是佛教。特別是唐代以來，禪宗影響愈來愈大。閩東北山嶺崎嶇多瘴，海上風濤險惡，自古寺院繁興，寺田廣布。乾隆本《寧德縣志》卷4《賦役志·糧稅》載：“自唐迄元明，膏腴田盡為僧有。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倭患，兵食不足，取給于寺田。什六充餉、四還僧。”寧德寺院之多、釋教之盛，由此可見一斑。上文述及陸游到寧德任職，曾登霍童山造訪支提寺，適遇住持“僧道升”，遂留宿寺中與作竟夕之談。陸游有詩記之，陸詩《訪僧支提寺》云：
高名每慣習鑿齒,巨眼忽（或作悉、適）逢支道（或作遁，誤）林。共話（或作語）不知紅燭短,對床空嘆白云深。現（或作觀）前鐘鼓何曾隱（或作忍）,匝地毫光不用尋。欲識天冠真面目,鳥啼猿嘯總知音。
此詩雖然《劍南詩稿》未收,只在明中葉以來相關地方文獻如嘉靖版《寧德縣志》卷2《寺觀》和萬歷末年王應山寫的《閩都記》卷33《郡東北福寧勝跡》中始見存錄，但頗得學界認可，錢仲聯先生校注《劍南詩稿》，便輯入《放翁集外詩·逸稿補遺》。清同治本《支提寺志》卷5題作《雍熙寺與僧夜話》；乾隆本《福寧府志》卷41《藝文志》題作《霍林與僧夜談》,乾隆本《寧德縣志》卷3《建置志》。據明謝肇淛《支提寺志》、陸游《老學庵筆記》載，支提寺紹興二十四至二十九年（1154—1159）的住持僧正是道升禪師。而據《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和《寒巖升禪師塔銘》載，道升就是慧升，有時也只稱“升”，因數度隱居武夷山大王峰下之寒巖而得號“寒巖”。俗姓吳，俗籍建寧府建安縣。他14歲出家，19歲受具足戒為僧，法名“道升”，亦作“慧升”。一生中前后住持過福建泉州延福寺、福州寧德支提寺、泉州承天寺、江西洪州黃龍寺、筠州高安洞山泐潭寺、福州鼓山涌泉寺等六大名剎，淳熙三年（1176）四月卒于鼓山，世壽79，僧臘60。
寧德南漈公園“亙古男兒一放翁”石刻
陸游少年常居云門山寺讀書，曾自建云門草堂，后出行亦多旅宿禪院，濡染佛禪之學，有“儒釋并通”之譽。紹興二十八年，寧德縣在任主簿陸游聞名造訪支提寺，住持僧道升向其展示該寺藏寶“吳越王錢俶紫袍”，“椅子上舉其領,而袍猶拂地”。晚間二人在僧房共語投契，乃不覺夜深紅燭漸短。陸氏在詩中推許對方（道升禪師）的才情風度和禪學造詣可比東晉名士支遁（支道林)。道升比陸游年長27歲，陸氏《渭南文集》卷26《跋佛智與升老書》中尊稱道升為“升老”或“升公”，跋文曰：
此一編，佛智禪師與其法子寒巖升公書也。議論超卓，殆非世儒可及。三復嘆仰。淳熙己亥三月九日，建安雙清堂書。
淳熙己亥即淳熙六年（1179），在此前三年即丙申年三月，“寒巖升”即道升禪師已經去世。佛智禪師即佛智端裕，寒巖升正是他的法嗣子。明代徐的《雪峰志》卷五記載，約當紹興二十六、七年，福州知州（李姓）向轄境諸山長老征詢佛智端裕的法嗣子中誰最杰出，雪峰寺第二十二代住持慧忠乃舉薦慧升即道升。知州于是延請道升住持寧德支提寺，又于是有陸游對道升進而對其法嗣父佛智禪師有所認識、了解的善緣。紹興三十年（1160），道升禪師移錫泉州承天寺，三十二年被延請住持江西洪州黃龍山。道升禪師駐錫黃龍山，努力弘法，重興崇恩禪院。乾道三年（1167）陸游閑居山陰老家，為其撰《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并賦詩《寄黃龍升老》。詩中有“快哉天馬不可羈，開口便呼臨濟兒。諸方蹴踏莫支持，吾州一老偶得之（指道升嗣佛智公）”“弟子不必不如師，黃龍所立尤瑰奇”等句。陸游嚴重不滿于“世衰道喪士自欺”的時代，熱誠贊揚以佛智、道升為代表的臨濟宗同道敢怒、敢破、敢于任事的痛快淋漓的精神氣質。周必大《寒巖升禪師塔銘》說：“故人山陰陸務觀，儒釋并通，于世少許可，獨與‘僧道升’游，愛敬之如師友。”此非虛言也。[5]
四、陸游思想、性格的復雜性
仔細玩味“于世少許可，獨與‘僧道升’游，愛敬之如師友”之句，不但見出陸游與禪林高德道升“愛敬”情誼之深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襯出他對自己一般儒林交游的不滿和失望。陸游本是世家子弟，祖父陸佃，神宗元豐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父陸宰，北宋末直秘閣、淮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南宋藏書家；外曾祖唐介，北宋仁宗朝名臣，拜參知政事。這樣的家族成員很容易繼承或者說被賦予為國事勠力的雄心壯志，也比別人多一些從政的機會和條件。但實際上，陸游初仕前即諸多消極變故麇集乎一身，尤以婚變創痛最深。繼而是門蔭乏力，遲至29歲應浙漕鎖廳試，30歲試禮部，俱遭秦檜勢力打壓，至宋孝宗時才賜他進士出身，任官的起點低。另一方面，朝廷國策傾向議和、偏安，主張“恢復”的陸氏和其好友常受主和派的排擠，難得一路同心，難得有所作為，甚而難得領受實職。宋代五品以上官員年老不能任事或退休多被任為宮觀使等官，實無職事，只領俸祿，稱為“奉祠”，陸宰陸游父子常被朝廷以安排奉祠為名到處流蕩。陸游詩中自嘲“不為掛冠方寂寞，宦游強半是祠官”。由初仕縣簿（從九品）到奉祠多地，經過幾十年官場沉浮而飽嘗宦味，陸游實際上已不再充滿功業幻想，但他也不可能就因此結束自己的仕宦生涯而從此消沉下去。這里引錢鍾書《談藝錄·073》（含訂補）和《宋詩選注·陸游》評說陸游詩歌作品的特點做個例子。先觀錢氏總評：
放翁詩，余所喜誦。而有二癡事：好譽兒，好說夢。兒實庸材，夢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復有二官腔：好談匡救之略，心性之學；一則矜誕無當，一則酸腐可厭。蓋生于韓侂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立德，亦一時風氣也。（《談藝錄·073》）
愛國情緒飽和在陸游整個生命里，洋溢在他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畫馬，碰見幾朵鮮花，聽到一聲雁唳，喝幾杯酒，寫幾行草書，都會惹起報國仇雪國恥的心事，血液沸騰起來，而且這股熱潮沖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邊界，還泛濫到他的夢境里去。這也是在旁人的詩集里找不到的。（《宋詩選注·陸游》）
對于陸游愛國詩之“好談匡救之略”，錢老主要指摘它的兩個突出缺點：一曰“詩中功名之念，勝于君國之思”；二曰“放翁愛國，鋪張排場，危事而易言之”；“放翁談兵，氣粗言語大”“若示其真有雄才遠略、奇謀妙算，殆庶孫吳，等儕頗牧者”。這里的“孫吳”“頗牧”指春秋的兵家孫武、吳起和戰國的名將廉頗、李牧。對于錢老的批評，讀者各有衡量尺度，自是眾說紛紜。大致上都承認陸游的功名心確實很強，理政、從戎也的確沒有多少實際經驗。但有人仍然認為不能因此就否定陸游鼓吹堅持抗戰、恢復故土的熱血詩章。這些不同說法，有一點差可成為共識，就是必須承認事物的復雜性，例如，宋金對峙形勢的復雜性，特別是抗金派、和議派眾多當事人的復雜性，包括人物所處地位、利益的差異及其認識、表現（又可分言語和行為）的差異，其中包括不同場合對言語、行為的強力牽引，還有經歷重大變故前后的改弦易轍，等等，非淺陋本文所能、所欲置論，今僅聚焦陸游詩的愛國思想試加一粗淺的按語。
按：陸游在《答劉主簿》（《渭南文集》卷13）中回憶小時候的讀書生活說：
某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為文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
這里陸游用親身經歷，總結了自己早年讀書環境的兩大缺陷，一是雖然家中藏書甚豐，但兒時身處戰亂，很晚方有條件系統學習文字，弱冠之年才得立志從事文學寫作。二是沒條件得到名師指導，也沒有同學互相質疑論難，許多古人用心下大功夫的地方，自己卻渾然無覺地輕輕放過。“以意度”就是“以己意度”，閉門苦思而不敢自立門戶，缺少從不同意見中提煉既定條件下最優解的訓練和經驗。
再看成年后的陸游，雖才華縱橫，到底不過依違于諸大門戶之間。前引城隍廟記，作者于記末提出：（神、人）幽顯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人之祭神，必思神所嗜好。神之所以為神，惟正直；神之所好，亦為正直。祭神者倘無愧于正直，則自然界一切最便宜、最易得之物，都可以用來祭神。否則，祭物再貴再豐富，其根本性質，都是通過賄賂以求福報，那不是與神的心意、神的本性正相反了嗎？
這真可以說是天下第一明快的“祭物”論。然而細審之，此說乃直接建立在范圍很有限的感性認知基礎上，沒有經過嚴密的邏輯推導論證，所以它只能在半徑不大的“當地”有一定傳播。[6]
《劍南詩稿》卷27收錄《癸丑七月二十七夜夢游華岳廟》詩二首，其一：“驛樹秋風急，關城暮角悲。平生忠憤意，來拜華山祠。”其二：“僧碑偽正朔，祠祝虜衣冠。神亦豈堪此，出門山雨寒。”癸丑年為光宗紹熙四年（1193），陸游69歲。這里作者對道教深度介入宮廷矛盾有所批評，但表現比較軟弱。這與他家藏兩千卷道書，長期和方外人士交游，熱衷于讀道經、煉金丹，以及與道升禪師親密交游、“愛敬之如師友”的影響等，或多或少都有一定關系。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放翁自身的性格與環境的互動。著眼于這方面的話題尚不多見，這里略述一二，供作進一步探討的參考。醫學界一般認為，最早由古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人類身上有四種液體即血液、黏液和黃、黑膽汁，依其比例不同，而分為四種氣質（性格）類型：多血質、膽汁質、黏液質和憂郁質。陸游的氣質性格，若依照此說可歸入多血質（外向型）。
陸游性好奇險，我行我素，表現欲比較強，善于交友，容易適應新的環境。《宋史》載：“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檢讀《宋會要輯稿》之《職官·黜降官九》，此事發生在孝宗淳熙三年（1176）九月。“新知嘉州陸游罷新命，以臣僚言游攝嘉州燕飲頹放故也”。但52歲的陸游并沒有因為一班同僚的誤解而退卻，索性自號“放翁”，流連山水，賦詠自適。在《和范待制秋興》中寫道：“名姓已甘黃紙外，光陰全付綠尊中。門前剝啄誰相覓，賀我今年號放翁。”根據四種氣質的說法，多血質外向型的人，有時頗會走極端，最鮮明的性格特點是“放不下”。陸游無奈屈從母親之命休了他的愛妻唐氏（未必名婉，此不贅），但直至唐氏離世也沒有結束陸游的沉痛回憶，他到81歲、82歲、83歲還幾次提筆寫錄沈園往事和沈園夢境。這大概就是氣質性格特征論所說的“放不下”。陸游“放不下”的還有歸隱田園，寫了許多詠嘆田園村居和美生活的詩。我們應當實事求是，承認“恢復”也是陸游的“放不下”，念茲在茲無日或忘，成了他生活中尤其是吟詠中的主旋律。但縱然如此，我們仍不當也無須要求陸放翁每天僅能做或僅能言同一樁事。你既有志“恢復”，就不能再有兒女之情；你既然還存有濃厚的田園之思，怎么還要倡言北伐。這當然不是人格分裂，這是人的復雜性，是人的社會生活內容的豐富性和表達選擇的多角度，我們后人對前人和前人世界的復雜性，宜當有足夠的理解和寬諒。
（本文原載于《炎黃縱橫》2024年第5期，作者為寧德師范學院教授，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參考文獻：
[1]據中華書局1979年版引錄，原文“寧德”二字誤乙。
[2]均據《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后集》卷80主簿條轉引。又,陸游《老學庵筆記》卷9載：予少時為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職狀舉予曰：“有聲于時,不求聞達。”陸氏升任福州決曹，或亦與樊茂實的賞識舉薦有關。
[3]參見陸游：《渭南文集》卷5《條對狀》，《陸放翁全集》，中國書店1986年版, 第27 頁。
[4]參見陳進國、吳春明：《論摩尼教的脫夷化和地方化——以福建省霞浦縣的明教史跡及現存科儀文本為例》，臺灣佛光大學（承辦）“民間儒教與救世團體”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會期2009年6月9-10日。
[5]本節關于寧德支提寺住持道升禪師相關事跡的介紹，主要根據王榮國先生：《南宋杭州靈隱寺慧升禪師生平研究》載：杭州文史研究會編：《杭州佛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感謝筆友楊鑒生博士提供線索，王靖女史幫助尋訪相關史跡。
[6]筆者兒時見寧德縣城關船頭街墻上一處小祭龕中供黑白無常泥塑，墻龕邊的對聯為：舉止奸邪，任你燒香無益；存心正直，見我不拜何妨。聯意與前引廟記“某曰”相結合，其他地方未見。近來民間自媒體發達，或偶有所聞。